我有话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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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费的本意，是表达对服务者的谢意和感激，本来是件轻松愉快的事情。但在中国的高尔夫球场，小费早已被异化和扭曲，完全丧失了本来的面目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球童小费给我们提供了又一个球余饭后的有趣话题
每个打球的人都在谈论小费，每次与球友聊球也都会无意中扯到小费，每个人在聊小费时，都能讲出一串有趣的故事，或是令人捧腹的笑话，或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段子，还有让人捶胸顿足的经历。
挨糗三年只因没给小费
人生第一次下场，就让我对小费记忆深刻。
那时摸杆不到一个月，打过三回练习场，去海南采访时，原本没有任何下场计划，但经不过两个朋友煽惑，加之场上客人不多，我就借了套球杆胡乱下场了。18洞之后，我一边低头数着100大几十的杆数，一边跟球童连说“谢谢”，然后乐呵呵地离开了。虽然纳闷儿为什么球童从我走下球车、冲洗球鞋到走回会所一直如影随形地跟在身后，并且目送我走进更衣室，但也没怎么多想——也许这是球会的规矩吧！
第二天继续战斗，同组球友没变，碰巧的是，球童居然仍是那位老弟！不过这次他不再那么热情，目送我走进会所便没再跟上来。但是，同组的张兄终于忍不住了，冲过来朝我竖起了大拇指，低声“赞”了句：“老兄，算你狠，打两场球居然一分钱小费不给！”
“什么小费？我不是付了球童费吗？”我惊讶地问。
“你丫是真不懂还是装孙子？”哥们劈头盖脸就是一句，毫不客气。
我恍然大悟，立即冲回球童室，掏出一百块就给了那位等待了近48小时的球童，并且满脸通红地连说自己“记性不好”，“第一次下场太过兴奋”，顺口编了无数理由。
这次经历，应该算是本人高尔夫史上留下的第一件糗事，至于仍时常被见证了那一幕的两位朋友拿来说事儿，尽管我当天晚餐时就给他们郑重其事地做过解释：第一，编辑部前辈对本人的高尔夫启蒙教育中，只包括遵守规则礼仪、尊重同组球友、打球别太慢、注意安全等数条，没人告诉过我得给小费，该给多少；第二，本人自小在中国长大，至今没出过国，也没有给小费的习惯；第三，您两位看着兄弟丢丑竟不及时提醒，太没江湖道义。
可惜的是，解释无效，开涮照旧，得知这件糗事的朋友圈子至今仍在扩散。相信初次下场时遭遇类似尴尬的球友不在少数，只是你们也许比本人幸运，收到了第一时间的提醒。
给小费是哪儿来的规矩？
可能正是因为这次挨糗的遭遇，本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研究中国球童小费的起源抱有浓厚兴趣。跟中山温泉、深高等球会的多个元老级球童交流后，我才知道，上世纪80年代中期高尔夫刚进入中国时，由于打球的外籍人士较多，只有很小一部分客人给小费。当时的球童根本不敢奢望小费，主要还是靠工资和出场费生活。
给小费形成风气，应该始于90年代中期，而这股风潮的形成，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。
第一阶段，随着打球的国人比例逐渐增大，大家都爱面子，攀比着给小费，让不给或少给小费的朋友觉得颜面扫地。
第二阶段，也是给小费形成气候的最主要时期。越来越多尝到小费甜头的球童，开始绞尽脑汁争取更丰厚的小费，除了加强业余学习、提高服务水平外，球童们开始有计划甚至有组织地对客人（尤其是知根知底的会员）进行差异化服务。假如你爱跟朋友赌点钱，而又没有大把给小费的习惯，可能会输得很惨。
假如说前两阶段的始作俑者是与小费直接相关的双方当事人，那么，在第三阶段，促使“打球必须给小费”成为雷打不动的行规的，当属第三方——球会管理者。
当球童的小费收入越来越高时，他们薪酬的另一端——工资和出场费却在逐年缩水。同样在为压缩运营成本而绞尽脑汁的管理者们，非常默契地集体压低球童底薪，从而形成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：球童小费挣得越多，球会支付给他们的工资越低；工资越低，球童们为求生计不得不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小费上。
时至今日，在广东、北京和海南的一些球场，不少球童仍处在无底薪、无福利待遇的生存状态，小费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。更有甚者，据说在号称球童黄金年代（高水平球童月均小费收入过万元）的90年代末期，广东个别球场不但不支付球童任何底薪和出场费，还强制要求球童每次出场后反向球会上交一定数额的小费。
小费的怪圈越滚越黑，但无论对其负历史责任的应该是打球者、球童还是球会管理者，最终形成的现状在短时间内却已无法改变，那就是：中国球友们，正在为无法拒绝的球童服务重复买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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